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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扶贫的道路选择

2020-09-30 09:20 作者:谢九来源:三联生活周刊 2020年第40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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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2020年底,我国将完成全面脱贫攻坚战,实现“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、贫困县全部摘帽、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”的目标任务。

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,以当时的贫困标准每人每年纯收入200元来看,我国的贫困人口高达2.5亿,占农村人口比例(贫困发生率)高达31%;到了2019年,我国的贫困人口减少到只有551万,贫困发生率只有0.6%。2020年是扶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,按照计划,到了今年年底,最后剩余的551万贫困人口也将全部“清零”。

 

 

中国的扶贫成就,在人类发展史上是一个巨大的奇迹,当前全球仍有十多亿贫困人口,全球扶贫之路还面临着巨大挑战,那么中国到底是怎样在几十年时间里消除了绝对贫困?这样的道路选择对于全球扶贫是否具有借鉴意义呢?

将高达数亿贫困人口全部“清零”,中国的扶贫之路注定了挑战重重。改革开放以来,中国的扶贫经历了多种不同的复杂阶段,每个阶段各有鲜明的时代特征,在每个不同的阶段,中国的扶贫都做出有针对性的道路选择,最终实现了数亿贫困人口“清零”的成就。

 

 

改革开放之初,用制度改革的红利消除贫困

在改革开放之前,计划经济时代的种种弊端给农村经济带来巨大伤害,加剧了农村人口的贫困程度。在上世纪70年代末,以当时每人每年200元的标准来计算,我国的贫困人口高达2.5亿,可以说,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合理的计划经济所致。这也就意味着,只要对当时落后的制度作出改革,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农村经济,大规模消除贫困现象。

1978年,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,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就此起航。当时改革的重点原本是国有企业,但意想不到的结果是,那一轮国企改革并不成功,改革的成就主要在农村释放。1980年,中央正式批准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,紧随其后,乡镇企业开始蓬勃兴起。

农村成为当时中国经济最富活力的部分,证明了改革开放的大方向行之有效,更现实的意义在于,极大地改善了当时农民的生活水平,消除了大量贫困人口。1980年,家庭联产承包制度取代了人民公社,对农民而言,最大的意义在于改变了激励机制,抛弃了以前的“大锅饭”体制,取而代之的分配方式是“交够了国家的,留足了集体的,剩下的全是自己的”。

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充分激发出来,农村的生产效率显著提高,主要农产品的产量大幅提升,农民收入有了明显改善。1980年,我国农村居民的家庭年收入为216元,到了1990年,上升到990元,十年时间增长了近4倍。这样的增长速度,在改革开放之前的“大跃进”和人民公社时期是难以想象的。农民收入快速增长,使得大量农村人口摆脱了贫困状态。

统计数据显示,从1978年到1985年,农村人均粮食产量增长14%,棉花增长74%,油料增长176%,肉类增长88%,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2.6倍,贫困人口从2.5亿减少到1.25亿,贫困人口每年减少近1800万,贫困发生率下降到14.8%。

家庭联产承包制度的推进,在农村带来了更多的连锁反应,最大的效果就是刺激了乡镇企业的发展。农民收入提高之后,消费需求随之上升,同时,土地制度改革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,释放出更多的剩余劳动力,在这样的背景下,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在农村发展起来,成为当时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部分,而且为中国后来的民营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启蒙作用。乡镇企业的崛起,成为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,农村减贫的第二大推动力。邓小平曾经在一次讲话中表示:“农村改革中,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,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,突然冒出很多行业,搞商品经济,搞各种小型企业,异军突起。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……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有点功绩的话,就是中央制定的搞活政策是对头的。”

1978年,乡镇企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不到1/4,到了1987年,首次超过了农业总产值,乡镇企业的飞速发展,为农民增加收入起到了关键作用。1978年乡镇企业的从业人员人均工资大概为300多元,到了90年代末已达4000多元,比1978年翻了4番,农民收入的增加有1/3通过乡镇企业职工工资收入而实现。

当时农民收入的提高,除了轰轰烈烈的制度改革之外,国家政策扶持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。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改革开放之前,中国经济的重点是发展城市工业,为了扶持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发展,农产品价格在很长时间里被人为压低,工农业价格的巨大剪刀差对农民利益形成了较大伤害。毛泽东就曾经多次表示:“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……所需要的大量资金,其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。”改革开放之后,政府开始改变农业为工业过度输血的局面,从1979年开始,政府对农产品的采购价格大幅提高,这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农民收入。

从这个阶段的减贫来看,这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减贫速度最快的一个阶段,从1978年到1985年,仅仅用了7年时间,2.5亿贫困人口就“消灭”了一半,看上去也似乎是减贫最容易的一个阶段。政府并没有将减贫作为一个专门的目标去刻意实现,但是最终减贫的效果却事半功倍。

这个阶段的减贫之所以效果显著,主要原因在于对过去不合理的体制进行纠错。改革开放之前的大量贫困人口,可以视为一种制度性贫困,所以,只要将农民从不合理的机制中解放出来,就可以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。在改革开放之前,农民在大锅饭体制下毫无生产积极性,加之农业为工业输血做出的巨大牺牲,农村经济一片凋零。改革开放之后,过去不合理的体制被逐渐纠正,长期被积压的积极性和生产力得到极大释放,在这样的背景下,不需要政府给予太多的扶持,只要给予农民一个合理的机制,就可以激发出农民的积极性,农民自己就会成为减贫的最大推动力。

当前全球还有很多地区的贫困属于制度性贫困,而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的这段经验,其实可以为很多贫困地区所借鉴。不过,最大的难点在于,当年中国有足够的勇气解放思想,打破不合理体制的约束,推进浩浩荡荡的改革开放,这样的改革开放需要“天时、地利、人和”的配合。对于全球很多贫困地区而言,之所以长期难以摆脱贫困,这可能是最难借鉴的部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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