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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东坡地理

2020-10-28 12:42 作者:丘濂来源:三联生活周刊 2020年第44期
眉州、杭州、黄州、儋州——走近诗人的精神世界

故宫文华殿“千古风流人物”的苏轼主题大展现场,一件展品让很多观众看得津津有味。它是苏轼在元符二年(1099)贬谪海南儋州期间,给幼子苏过写的一封信。明朝人陈继儒将真迹辑刻成帖,这封信也称作“献蚝帖”。面对海南取之不尽的生蚝,苏轼说他琢磨出两种烹饪方法:一种是把蚝肉取出来,加酒和水一起煮熟;另一种是专门选个头大的,用炭火来炙烤。信的结尾不忘带着一点苏轼特有的幽默——“恐北方君子闻之,争欲为东坡所为求谪海南,分我此美也。”海南作为当时的蛮荒之地,有谁愿意去呢?这种苦中作乐的劲头让人会心一笑,又觉得有一点心酸。

 

 

于是作为美食家一面的苏轼显露出来。他的美食创造总和他的流放生活紧紧相关。几乎置他于死地的“乌台诗案”后,苏轼于元丰三年(1080)去到了人生第一个贬谪之所黄州(今湖北黄冈)。为官的俸禄没有了,只有一份微薄的实物配给可领,他想到了在城东的一片坡地上开荒自足,从此便有了“东坡居士”的名号,历史上多了一个“苏东坡”的名字。后世所称的“东坡肉”、“东坡羹”和“东坡豆腐”据说就是在黄州期间被发明出来的,是对最平常食材充满智慧的转化。绍圣二年(1095),苏轼一贬再贬到了惠州。市集上无人问津的羊脊骨,被苏轼便宜获得,做成了火烤羊脊骨的美味。这大概让他成为了吃羊蝎子的鼻祖。颠沛流离的命运,始终无法阻止“自笑平生为口忙”的苏轼,去发现苦难生活的情趣。

 

 

几乎所有人,都是从文学作品首先认识苏轼的。但渐渐地,我们会发现这只是了解他的一个入口,也仅仅是构成他复杂魅力的一个方面。作家林语堂形容苏轼,“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,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,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,是散文作家,是新派画家,是伟大的书法家,是酿酒的实验者,是工程师,是假道学的反对派,是瑜伽术的修炼者,是佛教徒,是士大夫,是皇帝的秘书,是饮酒成癖者,是心肠慈悲的法官,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,是月下的漫步者,是诗人,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”。对于这个多才多艺、多姿多彩的历史人物,林语堂又补了一句:“这些也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。”

宋代是一个缔造“百科全书”式人才的时代。北京大学原中文系副主任、苏轼研究者张鸣告诉本刊,宋代所形成的新型士大夫阶层是集政治才能、学术造诣和文学修养于一身,兼具官僚、学者和文士三种身份。不仅苏轼如此,同时代的欧阳修、司马光、王安石都是这样的情况。而对比唐代出名的李白和杜甫,他们仅在诗文上著称,政治和学问都没有太多作为。张鸣认为,这可以归结到几点原因:首先,北宋开国推行的是以文治国的国策,那么经过一百年的时间,就自然会结出人才的果实;另外,宋代有种全民向学的氛围,不仅有书院讲学,还有很多私人讲学存在。

“还有很关键的一点,就是雕版印刷的发展改变了知识的物质载体和传播方式,从而对改变读书人知识储量、士人知识结构、提升全社会文化水平有着深远意义。此时有‘谱录’这一类知识性著述大量出现就是证明。这种现象对应的是知识积累、整理的需要。除了谱录,最重要的一本书是《梦溪笔谈》,这是一部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笔记体著作,作者沈括也和苏轼处于同一时代。它的内容大大超出传统文人所熟悉和关心的那些知识范围,著述形式也是全新的。苏轼作为士大夫的知识结构,就可以和《梦溪笔谈》相媲美。”

苏轼无疑是群星闪耀的宋代士人群体里最为璀璨的那个。他不仅精通诸多领域,还以创造性的思维进行了新的开拓:诗歌上,他和黄庭坚共同奠基了“宋调”,也就是区别于唐诗的丰神情韵,而以筋骨理性见长;作词上,苏轼突破了“词为艳科”的藩篱,将词的题材扩展到写景、记游、抒怀等方方面面;书法上,他表达了“我心意造本无法,点画信手烦推求”的看法,而成为宋代书法“尚意”书风中的砥柱人物;绘画上,他提出了“士人画”的概念,是后来明代董其昌“文人画”理论的先声。除去这些主要的文学和艺术门类,还有苏轼在日常生活中迸发出的火花——比如在海南儋州艰苦的条件下,他改造斗笠为“东坡帽”来防日晒雨淋,也尝试制作松烟墨。

从宋朝到今天,为何苏轼一直被视为文人心中的理想人物?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、《苏轼十讲》的作者朱刚对本刊说:“正是由于苏轼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孕育的罕见‘全才’。在某种意义上,面对苏轼的时候,好像就在面对传统文化的整体。不同时代、不同兴趣的人都能从中获益。这是其中的一个层面。”

更深层次的吸引力则要到苏轼的人生中去寻找。苏轼有一个辉煌的起点:嘉佑元年(1056),他从老家眉州来京师汴梁参加科举考试,以第二名中举。如果不是主考官欧阳修以为那是来自学生曾巩的试卷,需要避嫌,苏轼就应该名列榜首。而真正让苏轼名震京师的,是他在制科考试中的表现。宋朝沿用隋唐的贡举制度,设进士科来获得普通人才,又设制科以对待非常人才。苏轼经过了六篇文论的笔试之后,再到大殿接受天子“贤良方正直言极谏”的策问。结果苏轼名列三等,弟弟苏辙列四等。“当时宋仁宗的原话是,‘吾今日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’。也就是说,苏轼的政治前途一片光明。”张鸣说,“宋朝有位宰相刘挚说过,‘士当以器识为先,一命为文人,则不足观矣’。这句话的意思是,士人要有器识,不能只局限于做文人。器识是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,这是以苏轼为代表的士人群体极为看中的。”

黄州是苏轼人生转折的关键点。苏轼贬谪到黄州之后,巨大的心理落差可想而知。他所留下的书法真?!逗程防?,一笔一画都如泣如诉。它仿佛让人看见那个凄风苦雨的寒食节,盛年之时的苏轼,正在为时间流逝而哀叹,任凭满腔抱负无处施展。那么他将如何完成心态的转化?“孟子仁政思想中‘民为重’的观点,帮助他想通一件事情,就是在哪里都可以为民众去做事情的。”张鸣说。苏轼在黄州做了不少实事,逐渐和当地人熟悉起来,感受到与民众交往的快乐。“在一首《黄泥坂词》里,他就写了喝醉酒躺倒在路边,乡亲父老轻轻拍醒他,担心他被牛羊踩踏的情景。他体会到了这种人间的温情。”苏轼心态的转变过程经历了时间,“当‘莫听穿林打叶声,何妨吟啸且徐行’‘谁道人生无再少,门前流水尚能西’这样的词句一出来,你会明白他的精神境界已经为之一变。”

因此,苏轼对后人极为宝贵的遗产,是他历经沉浮后对人生形成的思考。“苏轼的表达能力和交流能力都特别强,所以无论是内心独白式的作品,还是跟别人应酬的作品,都能体现‘人生思考’的结果。只要一翻他的集子,就能感受到这个特点,而读者自然就会在‘人生观’的层面受其影响,这使苏轼的影响能够深入到国人的‘灵魂’层面。”朱刚这样说,“从著名的《水调歌头·丙辰中秋》词中我们可以读出他自认为谪仙,却不愿‘乘风归去’,而愿长住人间的结论。这种深爱人间的态度,并不令人意外。只因苏轼也深通佛道,常有‘出世’之思,又一生陷于政争,时发厌倦之语,所以需要一个权衡:他对生活、对人世的态度,主要方面是什么?其实苏轼几乎每走一步,都在反思‘人生’,这一点非常突出,也许就因为他是个‘全才’,在诸多领域都有能力去创新发展,这个‘人间’到处有他的用武之地,因此不弃不离。对人世的爱,不是空洞的,这跟主体的力量、水平在这个世界的展开能力有关。”

苏轼在他生活的时代就为人们所喜爱。正如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、四川大学教授周裕锴在采访中所说,苏轼不断被贬的经历,其实使他对文人和普通人的影响力、吸引力更大了。他的诗词文论被人传抄,书画墨迹被人珍藏。即使在宋徽宗打击元祐党人的短暂时期,人们也将和苏轼相关的物品悄悄?;て鹄?。苏轼的宦游和贬谪经历,让他的足迹遍布了大江南北。今天我们仍旧可以通过寻访地理和观赏笔墨真迹的方式,走近苏轼的精神世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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